HKIA Members' Survey on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Development

HKIA Members' Survey on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Development



香港建築師學會西九龍關注組
會員問卷調查


1. 你是否認同政府以單一財團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o 非常同意
o 同意
o 無意見
o 不同意
o 非常不同意

2. 你認為若依據總體發展藍圖及大綱分期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技術上是否可行?

o 非常可行
o 可行
o 無意見
o 不可行
o 非常不可行

3. 你是否贊成有關當局應成立「西九龍文娛藝術發展局」作為統籌，評審及監察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及日後營運?

o 非常贊成
o 贊成
o 無意見
o 不贊成
o 非常不贊成

4. 如你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有其他意見，請提供：

















會員姓名︰ 會員號碼︰ 　　　　


電郵︰ 　　　　
（* 個人資料將不會被公開）

填妥問卷後，請交回香港建築師學會秘書處。（傳真：2519 6011, 2519 3364, 電郵：hkiasec@hkia.org.hk）


～　多謝閣下寶貴意見 ! ～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Concern Group
HKIA Member’s Survey


1. Do you agree to the “Single Consortium” development model as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KCD)?

o Highly agree
o Agree
o No opinion
o Disagree
o Highly disagree

2. Is it technically feasible to develop the WKCD in phases, based on a set of Master Development Plans and control documents?

o Highly feasible
o Feasible
o No opinion
o Not feasible
o Highly not feasible

3. Do you agree to establish a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Development Board” to coordinate, assess and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WKCD?

o Highly agree
o Agree
o No opinion
o Disagree
o Highly disagree

5. Please provide your other opinions if any:

















Name of Member: Membership No.


E-mail:
（* Personal particulars will not be disclosed.）

Please return your completed questionnaire to HKIA Secretariat by fax at 2519 6011, 2519 3364 or by email : hkiasec@hkia.org.hk.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ecious opinion ! ~




HKIA West Kowloon Concern Group is carrying out a members’ survey to collect your views on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Development (WKCDD). Please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s for downloading the questionnaire.

English Version

Chinese Version


As your opinion is very important, please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and return to HKIA Secretariat by fax at 2519 6011, 2519 3364 or by e-mail: hkiasec@hkia.org.h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Yours sincerely

HKIA West Kowloon Concern Group

無法消解的張力——聽「如何邁向創意城市」研討會

西九龍的大型文娛藝術區，從完成填海至今，已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其間，香港經歷了地產、科技等特大泡沫，全部都得不到甚麼好結果，一個又一個經濟發展的主調已自殺或給謀殺後，終於輪到文化和創意。西九龍的大計劃開已進入諮詢階段的今天，整個特區風起雲湧，街頭巷尾都在談論文化和創意：有大財團付款邀請傳媒到歐洲十天走五個國家，和花多眼亂博物館和展覽館、也有以文化和創意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接連在香港舉行。今天，藝術發展局在一片喧鬧聲中，便作了一次討論文化和創意的示範。

由藝發局主辦的系列研討會，「如何邁向創意城市」，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今天的最新地標——的香港金融管理局總部舉行。據今天的主持陳永華教授指出，該擁無敵海景的場地由金管局慷慨借出，費用全免。討論創意的研討會在金管局舉行，從場地的性質以至其實際的地理位置，已是足夠韻味深長。
金管局的總部位於國金二期的五十五樓，但在大樓裡，能到五十四樓和到五十六樓的那幾部升降機，並不能上到五十五樓。要到金管局，便得從與商場相連的升降機大堂，乘扶手電梯往下走一層，然後再來一個大u-turn，經過那狹小的通道，才能進入只上金管局那層的升降機的大堂。最後，進入等候升降機的區域前，還要通過作G4打扮的保安與地鐵閘口般的關卡。一切都井然有序，酷一點說，便是under control。

香港沒有制度性的中央銀行，長久以來，香港金管局便擔起了香港宏觀金融財經的調節者角色，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決定借出十億美元到泰國救急，及後港元遭國際大鱷索羅斯狙擊，動用外滙儲備救市的，便是這個金管局。如此重要的機關需要這種規模的安全感，不值得驚訝，甚至合理得很。但藝發局從研討會的選址，到其公佈活動消息的方式，竟與場地本身嚴格安排的空間，隱隱然異曲同工。聞說藝發局只將研討會的邀請函發予其顧問——當然，如果閣下是藝發局之友，經常瀏覽其網頁的話，也會得知這個活動。然而，即使這個規模的宣傳旨在令聽眾相對同質（這想法有點陰謀論味道），但出來的場面也可以是始料不及的，而且，問題也不一定源於藝發局有意無意選定的聽眾。

我不知道keynote speaker，美國加洲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教授john eger，預備今天的演辭時，是否一如藝發局一樣，已事先假定了聽眾會是甚麼人。他提出了creative community的既念，又以如迦利略（數學家加詩人）、愛因斯坦（物理學家加小提琴手）為例，說明藝術和科學不必然排排斥，以新加坡、馬來西亞、杜拜、矽谷等地方為例，說明創意與資訊科技、經濟發展可以如何完美結合。最後，他以十式秘笈教授香港如何一步跟一步的練成creative community。

我想，不是creative community這概念本身有甚麼彌天大錯裙拉褲甩，說community的參與式假設更可能正是香港最缺乏的，亦幾乎已是共識。然而，「如何邁向創意城市」有別於「creative community 有乜強項」。因此，無論是台上的評論和台下的提問，都不約而同的對eger教枓書式的、無視個別地方具體細節的提法提出異議。盧景文指「oriental」的、以整個文化傳統為單位的創意觀，顯然與西方以個人為單位的創意觀南轅北轍（當然，他這對oriental對西方的分類，也實在含糊浮泛）。榮念曾則一口氣吐出了幾十條問題，有直問有反問有誠意有諷刺，但都直指香港的問題不在於缺乏鴻圖大計，而是缺乏討論在香港談創意的土壤，是怎樣的土壤。

台下的問題則更見針銳直接，有朋友問香港的資訊基建，如電台、電視等，都是高度壟斷的，但談community則意味由下而上的參與，eger的十招能否對應香港的情況？還是練不到兩招就要碰壁放棄？又有朋友指出，以香港現在的經濟環境、一般人的工作壓力，說對著敵海景便可有勇敢的想象和碩大的夢想是否空談？亦有朋友說，創意和經濟發展在外國的完美結合固然令可香港人羨慕不已，但以西九龍為例，所有投標者都是嚴格意義的地產商，對文化藝術的發展與運作毫無經驗，eger會如何估計西九龍計劃對香港發展創意能起的作用？

面對這些意見和提問，eger的回應要不是令人吃驚詫異，至少也叫人搖頭嘆息。我不知道他是不願具體評論，還是他的基本認識框架根本容不下對具體細節的把握，他只提出，要問的是你（指聽眾）是誰，你想幹嗎，你的視野是甚麼等等。換言之，eger是誰，他在想甚麼，他的視野是甚麼，抱欺，聽眾不需知道，他也無可奉告。再來一輪問題後，他更吐出：我只是一位嘉賓，無意提出批評意見。主持問eger還有沒有其他回應，他以「沒有，謝謝」作結。輕舟已過萬重山。

eger的意見可能真的無足輕重，聽眾無從得知可能實在不是甚麼損失。但榮念曾的回應還是堯有意思的，他說布殊當選連任美國總統時，他身在美國，但他不認為自己是賓客——如果賓客暗示對事情不痛不癢的話——他倒認為布殊獲勝對全世界都影響深遠。事實上，即使不考慮是藝發局老遠從美國請他到香港的，至少也得考慮自己是研討會的主要講者，以「我是嘉賓」為理由拒絕提供實質意見，未免有點欺場罷。

文化藝術創意與經濟發展結合，說來響亮容易，就如談創意的研討會能不費分毫在金管局的總部舉行；金管局總部位置上的進入限制，和研討會的預設聽眾，也的確令執事者的自信看似理所當然不必存疑。然而，研討會的過程中，氣氛雖肯定是平和有禮的，但張力不僅存在於台上台下之間，台上講者之間的距離也可以是無法消解的（榮念曾一連串獨白式的提問，便肯定有效的干擾了原來發言和討論的形式與秩序）。可以肯定的是，創意與經濟發展在香港的具體結合可以怎樣進行，怎樣討論，顯然不是幾條口號和綱領能大穫全勝地解決的。大路或許可以通羅馬，但羅馬卻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eger全場最中點、最有意義，但可能也是最消極後退的一句，或許是「我不管西九龍最後的結果是怎樣，最重要是能刺激討論，這是起點」。但面積有兩個尖沙嘴的西九龍填海區，鐵定是香港市區的最後和最珍貴的一幅地，以及諮詢期只得蜻蜓點水的六星期，卻又令eger的話聽來這麼近那麼遠了。

博客成書

最近將民間記者的事告訴在廣州工作的朋友，他是文字高手，當個駐廣州的民間記者也不錯。怎料他千方百計也上不到這個網站，看來是民間記者已轟轟烈烈當了禁網。他倒告訴我一些有些內地博客出書的事。

這段節錄自他的電郵：

"昨天中午逛書局，逛食譜的書架，看到一本漂亮的書，叫《戀人食譜》，是一個大陸出生的叫梅子的寫食日記。她書裡的文章都可在這裡看到：
http://www.blogcn.com/User2/plum/index.html
你也許知道，大陸的博客也成氣候了，最多人寄存日常感想的是
http://www.blogcn.com
梅子這本書是「她純出偶然寫博客」，而且「每天都在堅持更新」，然後在朋友建議下，「開始有了打算，將網絡日誌變成更方便傳播的紙張介質：圖書」。

她的書以活頁形式，日記與食譜相安，每篇一版，從去年十月十七日到今年八月五日（對，書中沒頁數，只有幾年幾月幾日，真像日記啊，所以也說不出有多少頁），粗略算算，一百一十頁左右，夠一本書了。"

隨著博客開始鬧得火熱，還有去年的木子美旋風，看來"博"而優則"書"的人越來越多了。略看過梅子的網站，圖文並茂，日誌邊寫瑣事心情邊夾著食譜，滲著點點人味，但食物偶然又精緻得不像家常小菜，我猜作者會否為了上傳圖片，煮的時候會經意/不經意多了點performance的味道，將尋常生活也變成表演場。

廿一世紀的新媒體專業

廿一世紀的新媒體專業

資深評論員王岸然在牛棚書展的《(另類)媒體與香港生活價值》講座中提到：「什麼是真實？一個人的所見所想，最直接的感受、觸角就是真實。」他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搞媒體，寫新聞的，是否必須受過「專業」訓練才懂呈現事實？在香港現在的傳媒生態，「專業」的中立位置應如何被定義？在互聯網發展一日千里，資訊流量快速的年代，主流傳媒能否繼續擔當「資訊守門者」(Gatekeeper)的角色？同時，科技普及，攝影、排版工作順手沾來就可以DIY(Do it yourself)的年代，編採專業面對的新挑戰，似乎是「從業員」如何保特這種特權階級的身份，繼續壟斷媒體。然而，在這個大時代裡頭，誰是「媒體專業」對於這個問題，筆者保持「存而不論」的立場，何為「知識型經濟之下的傳媒專業」，這是有待更廣闊、深層的討論，才得能下一個定論。但有一點要強調，民間自發建立的獨立媒體對資訊的流通、新聞呈現的角度，必順堅持比主流更開放、更民主的宗旨。

身為獨立媒體的成員，筆者對於香港的傳媒生態，有點愚見及觀察，想與大家一起分享、討論。首先是媒體從業員經常掛在口邊的「客觀中立」。如果參照王岸然的說法，真實似乎未必代表中立，而「真實」的定義一向似乎由少數「專業人事」去決定。「真實」建基於每雙眼如何理解事物，再透過不同的符號(可以是說話、文字、錄像、圖畫等等)表達出來，表達過程會基於各人的生活背景、文化經驗、在地的個人感受、理據出發繼而表達描繪出來，每個人口中的「真實」最終會夾雜很多複雜因素，成為傳釋(Interpretation)與再現(Representation)，這種經過複雜思考後誕生的東西泛指為文化產物(Cultural Product)。在這個意義上，「客觀中立」某程度上是一個神話(Myth)，因為它認為傳媒工作者可以用「局外人」(Outsider)的身份，作客觀、整全的觀察，將最真實的一面呈現予讀者，而他們也是專門呈現「真實」的權威。某程度上，「新聞就是資訊」的理論是成立的，但「新聞就是生活」似乎就被排拒於主流媒體價值之外。黃疏民有一句名言：「以客觀的事實，作主觀的報導」，既然把事實透過書寫、錄像、圖畫等方式表達出來是市民的基本權利，主流媒體對資訊傳遞的權威性也應該隨著時代轉變、經濟轉型而日益退卻，轉向參與讓更多市民能夠借助科技參與資訊傳遞的全民記者行列。

在互聯網並未出現的年代，傳媒扮演著傳遞資訊的溝道，例如在香港的八十年時代，《號外》以草根大眾的生活出發，以不同的角度探討都市生活至社會萬象，引起不少市民對討論社會議題的熱衷，在民間扮演一定程度上的倡導性(Advocacy)。所以在八十年代，生活價值的危機還未嚴重地出現。但另一方面，由於當時的硬件、科技的普及性，根本不能與廿一世紀相題並論，令當時搞媒體成為一件艱鉅的工作，由編採、排版、校對、印刷也要依賴一班資深從業員。所以媒體行業某程度上由小數人壟斷了資訊傳遞與「真實」的傳釋權，也在資訊發佈的過程上，以特權階級的姿態出現。但在文人辦報塑造的文化社會氣氛裡，傳媒生態扮演教育與啟蒙的角色，令新聞自由不致被「濫用」。

都市日報的總編輯盧國鏻跟一班同學分享他在九十年代前期初出茅廬的經驗，說報章的中上層編採工作，大多由資深的文人帶領，他們大多是上一代的知識份子，每刊登一單具爭議性的新聞前，也會開會討論文字、圖像會否對當時人、受害者以至社會道德有負面影響，以往的媒體編採制度與現在的傳媒生態剛好相反。由此可見，「中立報導」的定義，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之中被付予了人文關懷精神。然而，盧也沒有否認，當時的報業是一個封閉穩定的體系，直至《蘋果日報》的出現，才打破了報業的經營與「專業」導向。

《蘋果日報》是由台灣商人黎智英創辦，起初開宗明義以高薪聘請高學歷以及受過記者訓練的大專畢業生，盧國鏻說當時有朋友也被邀請過檔，而人工有甚至會有兩倍的躍升。蘋果日報無論從香港報業經營模式到傳媒生態也起了一大轉變。《蘋》以小報(Tabloid)的方式報導新聞，從報章頭版到文字運用也集中在視覺官感的刺激，連同色彩斑斕的照片，圖文並茂把新聞重新呈現予讀者。這份報章在九十年代中期衝擊香港的報業，《蘋》大膽直接的報導手法改變不少市民的閱報習慣，報章在不少社會議題上採用二元對立的文字，將社會矛盾、特別是中港關係兩極化，左派、土共等文字大書特寫，在近年多件重要事件如七一遊行、人大釋法、一一二二以及九一二選舉上將香港的社會議題升級至謾罵的層次，理由就是「市場需要」，這種注重刺激，鼓勵多銷的商業經營手法，不但令傳媒生態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也報界內出現一場殺戮。部份曾經大受香港人歡迎的報章如《天天日報》等新聞專業因經不起商業競爭的挑戰而相繼倒閉，加上九七臨近，幸存的報章也要開始檢討自身的經營模式，在報章立場上作出調整，以便北望神州發展企業。整個香港傳媒生態由八十年代到二千年起了大轉變，當中新聞專業受到政治經濟因素影響下受到很大挑戰，在專業面臨瓦解的邊沿掙扎求存。

在歐美以至東南亞國家，主流媒體由於受到多方面政治經濟滲透，加上科技資訊流通，新聞工作可以變成DIY多重挑戰之下，令「專業」的位置受多方質疑，編採制度在金錢至上的商業經營模式之下，也日漸崩潰，「專業權威」這個支撐著整個傳媒行業的橋頭堡也面臨失守，令世界各地有不少媒體運動(Media Activism)的出現。In Media作為民間自發組織而成的獨立媒體，要成為全民的專業，對於消息流通、報導新聞的角度、各種社會故事的呈現持更開放、民主的取向，雖然我們最終也會面對編採立場、角度、消息來源、制度的問題，而無可否認我們也是另一個守門者(gatekeeper)，但民間組織往往出於自發，因為遠離政治經濟權力核心而變得更機動、活潑，也沒有大報業面對的顧累。另一方面，在消費主義當導的社會，我們也要處理視覺效果泛濫，對社會議題的興趣有待引發等等現像。但究竟民間自發的獨立媒體如何在政治經濟的滲透、開放專業、編輯制度、消費文化多重困難之下，重新建立一個更開放、鼓勵全民參與、熱衷討論社會文化議題的公共領域？以上的問題相信不單只是In Media面對的挑戰，也是全球另類媒體有待討論的重要議題。

馬傑偉與彭氏兄弟的眼睛

昨天在牛棚書展聽講座，聽羅永生、王岸然和馬傑偉談「另類媒體，香港生活核心價值」（有關講座情況可看這裡）。馬傑偉借香港式雜誌的製作手法和概念入侵內地，將「生活價值」，與看事物的「眼」扣連。當然同意文字論述不可能，也不應該壟斷生活價值的全部；視覺文化之於生活價值的重要性，可能得不到應得的關注而已。

然而，問題卻是，一方面，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港式雜誌文化對大陸的同業的影響，即在概念上同意了文化動態性格。換言之，其看事物的眼光都一定程度上是從他人那裡習得來的，彭氏兄弟在香港的成名作《見鬼》，其故事的基本戲橋不就是這樣嗎？主角（李心潔飾）經過了眼角移植手術，重見光明。但主角亦隨之發現，她看到很多別人看不到的事物，總之牛鬼蛇神，鬼影幢幢。查根究底，是因為主角得了一對泰國的眼；她看人所不能看到的，便是因為她看那泰國人所看。換言之，李心潔之所以能見人所不見，便是因為她得到了一雙已死的，無肉身的幽靈之眼。

要承認文化的動態特質不難，難則難在為甚麼要這說，和願意承認到甚麼地步。對，香港的雜誌操作真的入侵內地，但香港是轉口港還是原產地？馬傑偉大概不會意識不到這點，事實上香港也不一定要是原產地，才有資格將某種文化再轉往內地，只是若攪清楚香港其實有只是其中一個中轉站，我們也許更能把握這種「眼光」的意義。

馬傑偉昨天當場放了一段短片，作為大陸雜誌受了香港雜誌生產影響的「示範」。短片的內容關於所謂於七零年代出生的一代，今天已在各行各業盡領風騷，和他們對生活、愛情等的價值觀。短片以強烈的影象和聽覺語言交代他們重享受、對長久關係的普遍焦慮（亦即對短暫關係的摸拜），驟眼看，還真很香港哩。但那種不願停留，盡量瀟灑的生活觀的邏輯，不正正同樣要擺脫任何空間的阻撓嗎？從香港的百份百感覺到大陸的藍宇到英國的about a boy中的那些中產專業人士，我們真的能夠分辨其國籍嗎？與其說有殖民了大陸的眼光是一種香港的眼光，說有一種要擺脫任何地域，卻要全球游走的眼光會不會更準確一點？

這種眼光於其掠過的地方的無以填補的距離，還可以另一種形式顯現。仍是彭氏兄弟的電影，彭順的新片《死亡寫真》足以作說明。電影中，主角詠琪（race飾）生於富有家庭，沉迷畫和攝影等視覺活動。她小時候曾遭其年幼表兄侵犯，母親還要責備她說謊，留下創傷；長大後，，目擊一次事關人命的車禍，令她對死亡的形象執迷不已，不能自拔也令她痛苦不堪，過程中她才「重新發現」這種執迷與其童年的創傷的關係。卒之，另一次目擊死人的場面令她大徹大悟，希望重新做人，卻開始受到另一個對死亡同樣執迷的神秘人的恐嚇。

以攝影作看事物的中介為比喻，說明人與對死亡的關係其實存在著許多中介，是對電影其中一種讀法，可能也是比較能夠繼續討論下去的一種讀法。但電影惹人著目的地方或許存在於另一地方：其作為全球通通行證的強勁視覺聽覺語言，與劇本以至演員（差勁）的演繹能力之間，不能填補的鴻溝。看電影聽故事又要「駁故」可以是很討厭的習慣，但《死亡寫真》令人震之處，卻在於電影視從感觀環節所生產的意義，與非感覺環節所產生的意義之間的極端不協調。劇本鬆散、任意的情度，以致演員無能力駕馭個別情節所需要的情緒和表情，都被導演輕輕放過了，整套電影作為一件完整作品，只能從導演處理視覺和聽覺元素極高技巧的一致性中感覺得到。

彭氏兄弟不是一出道便當導演的，兄弟一位是幹菲林調色，一位是幹剪接。在他們執導的電影裡，他們都成功的令其原來把守的技術環節變得有生命力，但在《死亡寫真》中，與電影相連的一些概念，如死亡、攝影等，卻未能在劇本中絲絲緊扣。事實上，投資此片的公司，導演、主要演員等的組合，其實都彷彿預告了要找尋電影的穩定地方身份，幾乎是必然失敗的——當然這也不是本片特有。徒在感觀的節處理得如萬馬奔騰、地撼山搖，更顯得感觀語言今天在電影工業中異常的排他性和自主性，或引申一點、難聽一點，貧瘠。

回到馬傑偉的論點，其實他好像也提及過，眼睛其實是連著許多神經線的，但他並沒有說清楚神經線是單單連著香港和大陸，還是在一整盤神經線的糾纏交錯中，眼睛可以作為一個node來透視出某些範圍更廣的現象。李心潔在《見鬼》中的那雙幽靈之眼，原來便早已預告了感觀語言今天的基本性質。可進一步承認的，從上文引述的電影例子中，眼光作為觀察今天流行文化的一種比喻概念，它固然是somebody’s eye，但這也幾乎篤定它是一種nobody’s eye。

無價的記憶換有價的財帛？

灣仔市區重建與特區更新為了見證社區網絡與地道行業的解散，近年抽出該區的地皮來重建，把有價值的舊建築物拆掉，破壞一個又一個的街坊街里群體，令當地的維繫多年的人際網絡好不完整。這種以歷史記憶去換金銀財帛的「重建」方針，令不少街坊民怨沸騰。

「市區重建」的概念不應單純賠錢、清拆、走這麼很簡單。而且，市民也有不讓自己的私有產業被政府強行「發展」的權利，市民亦有參與發展自己產業的權利；我們可以協商發展的方向、條件與程序，街坊甚至有權決定不走不拆，把老區更新；市區更新更不必然就等於拆樓，賠償亦不只是等同賠錢。 　其實，政府來買居民的東西，他們有否權利不賣？

或許有人會質疑不少如灣仔座落多年的商户例如利東街的香燭、印帖鋪是傳統行業，而財團轄下的企業才是現代化經營格局。但其實傳統不代表落後，現代也不代表進步，將「你」與「我」看成落後與先進的二元對立正正就是一個謬誤，它們反映的只不過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型態而已。在一個先進、文明的現代社會，「發展」基本上就是要製造更多的可能，它不應是「取締」的同義詞。回想今天的世界，全球化、一體化、這些「化」又是否透過不斷剝削別人的自主、生存價值，進而驅趕每個個位走進龐大的體制裡，成為服務體制的細小一環？
領男

教條不存在 世界更可愛

近日好幾單新聞都看得很不爽，分析我沒多少，但姑且先將它們記下，方便日後追踪事態發展。

地鐵公司在今年十一月一日關始，對在同一地鐵站出閘和入閘，其間超過二十分鐘的乘客，劃一收取十元費。地鐵公司指，新措施是明確針對速遞公司的。根據地鐵公司原來的規例，每次入閘和出閘最多可相隔九十分鐘，而若在同一個站以八達通出入，收費是三元八角。

不用地鐵公司說，多乘地鐵的人都必定試過，不管是繁忙時間與否，大袋小袋的速遞員，將裝信件的大旅行袋橫堵在車廂的通道，有些在閉目養神、有些在談笑、有些在爭取時間將文件分門別類、釘裝等。老實說，不能不說是阻疑其他乘客。況且，對於那些坐幾個站過海、收費動輒十多元的乘客來說，坐足九十分鐘，從寶琳到荃灣經中環再回到寶琳也只要三塊八的速遞員，看來也形同劫匪。我們甚至可以設想，速遞公司其實是付足車資予速遞員的，他們剝削其他乘客，還可以「打虎頭」，好過去搶、發過李家誠。

以上的指控，全部都——有可能——成立，但我仍想問：那如怎樣？公平的車費，真的可能嗎？我以前在炮台山上學，從炮台山過海到藍田、到觀塘、到牛頭角都是四元五角，對我來說，那已是很奇怪的了，更怪的是，為甚麼偏偏到九龍灣便是五塊半？我可是住在九龍灣的啊。這些也不重要。我記得以前坐地鐵，大件行李是，對不起，不容許的，我不知道那時的地鐵是否以阻礙其他乘客為理據，我只知道當地鐵加開了東涌線，地場快線後，外地旅客成了其要全力爭取的客源後，地鐵車廂空位多的是便是了。

說到最尾，地鐵是私人壟斷了的公營事棊，利字當頭，毫無競爭；從這角度看，很多決定都很可以想像，很可以解釋。但其他人、傳媒的反應呢？地鐵無聲無息的將新措施的告示，龜地貼在車站閘口後的那天，多份報紙的社論都有評論這件事，不少動輒祭出公平、公德心等壓得死人的道德教條，其凶神惡殺的語調，似是他們長期受盡速遞員的凌辱，敢怒不敢言，地鐵公司出來斬虎除魔，主持公道，皇恩浩蕩。

速遞公司有否付足車資予速遞員我不知道，有業內人士告訴我，速遞公司的興起，是與許多大公司「辦工室助理」這工種的消失同步的。換言之，速遞公司的興起，實質上表代了的辦工室助理的外判，從社會分工的結構來說，本就是廣大勞工的一聲警號。而且，速遞公司是一種醉生夢死的投資，除了好幾家大型的之外，小速遞公司都是「今日唔知聽日事」，「穩定」根本不是重點所在。而且有目共睹，速遞員不似是早前中環地鐵站鋪天蓋地，那些氣宇軒昂、一表人材、蛋撻髮型的健美男士，而是高矮肥瘦、甩頭甩骨的草根階層，落閘放狗般以無公德心等指控襲擊這些速遞員是否很有快感？是否瘋了？

環顧多份報章，還是太陽比較有人情味，視野也較闊。該報的社評指，地鐵自回歸以來，經濟一沉不起以來，從不願意與市民共渡時艱；一星期坐十送一的優惠又要縮皮，這陣子接更二連二的發生故障，現在倒是向社會最弱勢之一的速遞員開刀，不能接受。該報可能盤算過其讀者群而作這樣的評論，但起碼它沒有假設自己佔據著一個抽象的道德高地，作的抽象的道譴責。其他報章道德要求的嚴苛，似是不同意便要天打雷劈不配為人——以至忘記了在這城市，人人都貪心，人人都想找著數，人人都想在規舉容許的範圍內找著數。

第二件新聞關於咖啡店。習慣在旺角流連的人都會發現這一年間，旺角的咖啡店多得像香港盛產咖啡豆一樣。太陽報早兩天有報導指，有連鎖咖啡店表示香港有許多樓上的架啡店為了節省投資，根本沒領飲食牌照，也沒有做足防火措施云云。報導更引述登打士街一家領正牌地鋪咖啡店東主悲情加豪情的宣言：「如果係公平競爭，就算輸，我都輸得心服。」

我是很喜歡上咖啡店的，貪其煙霧彌漫迷離境界。乍看這段新聞，第一時間想到的當然是企業式的連鎖咖啡店反競爭手段，簡直是布羅岱爾的香港例子。畢竟如starbucks的商業謀略在書本中也讀過不少：它要要佔領一個城市的咖啡店生意，不必靠競爭，也不讓消費者決定誰旳咖啡好。naomi klein的「反全球化聖經」no logo提及過，它們的手段是將其要攻佔的城市的咖啡店都買下來，變成自己的咖啡店——所謂兵不血刃。連鎖咖啡店指控無牌的上樓咖啡店，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若果上樓咖啡店真的無做足防火設施呢？若個體戶的咖啡店也與連鎖店結盟，群起而攻甘樓咖啡店呢？它們還有險可守嗎？我實在想不清楚可以如何為這些無牌上樓咖啡店辯護，畢竟若有法例條文規定得清清楚楚，法例是否合理是另一問題，但不按其他地鋪個體戶老老實實在遵守的規則，便可能構成對其他咖啡店不公平。

想到最後，可能最令我不安是那報導的凶神惡殺。速遞員與地鐵車費的事件與上樓咖啡店不守規舉這兩件事，太陽報看似一次正義一次霸道，但當中的民粹主義式的道德判的操作有分別嗎？同一種民粹邏輯，挑不同的事情，能夠得到看似相反的結論，不是令我們以為那一致的民粹邏輯不存嗎？營商的人有林林種種不同的人，市民也有林林種種不同的人，令人灰心喪志的是報章總愛假設——借某年輕學者的話——一種身受資產階級殘害，但仍滿是小資產階級情懷的讀者，好像這種假想讀者理所當然地必須認為，似是而非的道德教條不是問題，反競爭的資本主義才是硬道理。

紅灣

紅灣半島的風波越鬧越大，足以作為一套開放的教材，通識教育人文學科甚麼也好，讓人細嚼都市問題糾纏多面的性格。

批判事件中的政治經擠利益輸送等問題容後再談，光看事件吸引了甚麼人物團體，以甚麼理據和關懷介入事件，便既可見事件的複雜性，又可為進一步討論劃定場所。紅灣半島的爭議其實一早已在報紙中讀到，但紅灣紅灣，其名字沒叫我想起老早已車水馬龍，及後經歷了老化，現又再燥動不安要新發展搏殺的紅磡；我只以為是在甚麼有二百七度海景，餘下九十度則是乜乜青蔥小嶺，新近開發的桃花源。真正開始留意始於好幾個月前，一位在綠色和平工作的大學同學叫我幫忙將綠色和平的聯署信forward給系內老師。綠色和平的關懷和切入點當然是單刀直入，反對企業為暴利而漠視環境問題，要求應有的企業責任。

近日事情又有新發展，在紅灣半島附近的小學和理大學生宿舍的宿生相繼加入戰圈，以切身的生活環境為理據，反對發展商拆卸全新的紅灣半島。與紅灣只有一街之隔的馬頭涌官立小學，因同時在傳統中產屋苑黃埔花園及其他新中上等住宅附近，入讀的學童不僅身嬌肉貴，其父母更是雖然有時會顧影自憐妄自菲薄，但卻同時又集百般寵愛於一身的中產專業人士。而理大的學生宿舍，宿費更冠絕全港。無端要犧性這班不僅不好惹，實質上也是真金白銀的消費者，來讓新地等大地產商豬籠入水，令事態的發展又多一重變數。

此外，即使是利字當頭的律事行也加入戰團。原本發展商委托了一家律師樓，辦理買賣合約、按揭契、轉讓契和公契等法律文件。但發展商早前單方面終止合約，律師樓聲稱損失一千八百多萬，於是入稟高等法院，告發展商一狀。

最後是鬼祟龜縮的特區政府。當局面對紅灣的爭議，不由分說，當然是率先祭出甚麼自由市場的原則，無法也不應干預發展商合法的行為。唯面對環保團體和其他相關人士的壓力時，只好說強調發展商可能已一早計算在內的各種所謂關卡，如補地價、改地地用途需有關當局的批準、支付「鉅額」廢物處理費等。

紅灣的爭議，其實起碼有兩點值得認真討論。第一，特區政府對待土地問題的態度。紅灣的爭議之所以發生，究其原因，不過因為沙士過後，百廢待舉，各行各業都向政府伸出求救之手。地產發展商的手當然特別雄渾有力，因此政府也顧不及（其實從來也說不上恪守的）甚麼自由市場原則，推出九招托市，說得好聽一點便是救市。其中一招便是停售居屋。

紅灣半島便是其中一宗有私人發展商參與的居屋計劃，屋苑早於零二年尾已落成，唯可能因市道不景遲遲未推出市場發售，沙士一役及孫九招後，政府便索性將發展權售予新地及新建設。從這事情的發展脈胳看，政府對待樓市和私人地產發展商的方向根本清楚不過：停售居屋是為了令地產商繼續賺錢。政府顯然沒有理由要阻住發展商發達，要求政府阻止發展商拆卸重建簡直比在霧裡看花更不切實際。

然而，托市便托市，政府為甚麼猶抱枇杷呢？今時今日民怨沸騰，政府不敢輕率高調要再吹樓市泡沫固然是主因，但當天不明不白的將紅灣的發展權以市價三分之一左右賤賣給發展商，政府到現在還未交出合理的解釋。換言之，賤價出售固然是大問題，但將坐享無敵海景，有「居屋樓王」之稱的紅灣半島的發展權出售，這任意的決定本身，便足以令政府對事件三緘其口，欲拒還迎。

都市研究的理論中有「dual city」這概念，簡單來說，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一大特徵便是雙軌並行，一軌是超豪的跨國企業的資本，另一軌便是深被剝削的草根階層 。這兩軌看來各自發展，互不相干，但其實看深一層，兩軌卻有唇齒相依的關係。Michelle Huang今年出版的著作，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的第一章便對這問題有一個簡明的闡釋：政府的高地價一直以來都以香港地寸金尺土為其基本根據，同樣的理由合理化大地產商在商業用地、酒店等的盈利和投機行為、另一方面也為全港第一大地主的香港政府，在過去五十年不停興建密度極高的公共房屋提供終極解釋。作者點出這說法看來有意無意忽略了的，是政府作為每年決定批地數量的主事人的基本考慮和利益所在。政府一方面限量批地予私人發展商，可以支持香港的地價時而穩定，時而瘋狂的上升，另一方面又可以取在地價不菲的香港提供公營房屋予低下階層的美名，實在是財色兼收，一本萬利。

換言之，香港即使循dual city的方向發展，極高價值的跨國企業所佔的地埋空間和草根市民所僅僅獲分配的蚊型生活空間，並不是各有各發展，各自掃雪，而是一個都不能少。香港的地價沒有價值，政府犯不著要為廣大市民提供房屋；政府不控制房屋供應，商業用地，以至私人發的房屋便不可以因為「寸金尺土」的幽靈而大升特升。

理論上，dual city的兩條軌是實際上互相支撐，雖然看來互不相干。但紅灣半島便是兩條軌難以言喻的hyphenation的準確示範。正正是政府在土地供應的問題上的主動性，便是紅灣這幅地，和這幅地上的物業價值的轉變的根本條件。據報章報導，當發展商向附近的馬小解釋將紅灣拆卸的理由時，他們對學校說，單位實在小得肥一點的人轉身也困難。言下之意是這樣不堪的房子，不拆卸再重建為無敵海景豪宅，有甚麼作為。如果政府不宣佈停售居屋，紅灣照原定計劃發售，發展商大概不會這樣說。香港土地向來秘而不宣的政治經濟關係，便在紅灣事件全爆破了，還要像千年馬桶一樣，一爆便奇臭難當。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環節，其實與樓上相關，是不同社會關懷的個別性和普遍性的問題。laclau在emancipation(s)中有一篇文章，叫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文章一方面重申任何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的終極空白性，即不可能有任何口號或價值觀，能夠理所當然地壟斷意義處方，另一方面召喚進步力量填充這主人能指的動態空白位置。透過填充這空白的位置，將不同的力量磨合出一張反抗的網絡，成為一串equivalence的鏈。

紅灣半島事件雖然從現在的發展看，能夠組成一個共享的、未能名狀的主人能指網絡的機會已然是零，沒有甚麼跡象顯示從不同方向來的壓力，會一同扣連出與任何一個個別的關懷不盡相同，但又以不同方式相關的聯合陣線。然而，不同的力量同時就著一個具體的問題爆發出來，其實卻應是難能可貴的機會。試想，倒董的人不一定關心馬小的學童的呼吸系統問題，理大學生宿舍的宿生，也不一定支持原本與發展商合作的律師樓的利益，不一而足，但紅灣這事其實或足以叫他們坐下磋商出一個既屬於所有立場，卻不屬任何單一立場的方案，向發展商叫價；畢竟，也不見得根據現成的任何一種個別關懷，能夠設想出一個能夠處理所有其他關懷的抗爭旗號，或大貪一點，解決方向。

但那會是甚麼呢？想像力貧乏如我當然不容易想到。最怕是，發展商甘願開出一個花費不菲的環保苦肉計（其實發展商已經提出了），「環保」地將現有的紅灣拆卸再重建。到時魔鬼不僅在細節，還會在我們的判斷標準之中。